前言 一、本书写作的动因 本书写作动意的形成，应当追溯到2005年秋季。那是在与几个商界和法学界朋友的一次聚会中，大家本属漫无目的地清谈。在闲谈中，有商界朋友有感而发地提起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和国人对商业、商人的看法这个百年话题。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地涉猎过这些问题，只是从一个曾经经过商的国人的角度，想听听朋友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清谈的结果自然没有得出什么可贵的结论，但是却促使我突发对于商法的兴趣。于是就有了2006年发表在《法学家》的那篇“中国一人公司立法特点”文章，本来那篇文章有3万余字，后为了发表的需要删改为一万余字。在写作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渐渐开始深入中国商法的腹地，开始翻阅大量的有关商法的文章和书籍。在翻阅中我发现，中国学者对中国商法的研究大多关注单行商事法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商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却研究得较少。特别是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诸如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商法的立法模式、中国商法的体系、中国商法的调整范围、中国商法的基本原则等关乎商法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不仅学者间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有些学者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似乎都在回避着什么，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似是而非。大家所热衷的似乎不是这些基础理论问题，而是单行法或者具体的商法制度。开始我对此现象大惑不解，但在翻阅了一些商法教材和研究专著，并在与一些法学界和商界的朋友深入交谈之后，我才发现，在中国民商法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观点，即民法与商法同属一个部门法内，且商法应当隶属于民法，民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制度已经足以解决商法总则应当规定的内容，因此，无须再对商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投入更大的精力了。我对此民商法学界的这种普遍承认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是，我一时又找不出具体的理论根据来反驳这种观点。记得我90年代中期出国以前，中国法学界还没有出现商法这个概念，更谈不上所谓民商法合称的问题。但是，我2000年回国以后才发现，商法不仅在中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