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
献词 我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 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 特别是: 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那遍地英雄的山河, 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 创造了伟大的“太行精神”的父老亲人。 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 使我幼稚的写作成了一个声音。 2018年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九年前,这次再版,希望能够摆脱盗版流布的困扰,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评判本书的得失。借此,我对中信出版集团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鲁迅希望自己的书“速朽”,因为那是写于黑暗中的东西,而作者渴盼着光明。他甚至说,今人之所以喜读《水浒传》,就是因为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处在水浒的时代。 毛泽东曾说鲁迅是圣人,而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贤人。我等虽皆是凡人,但生在了中国和中国人出头的时代。我虽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但对生我之时代充满自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做中国的学问,比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得多。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过一句话:“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这里所说的“高深学问”,显然并不等于知识,因为没有思想的知识,既谈不上高,也谈不上深,不过就是流水账而已。 192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也说过一句话,叫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块碑,现在就立在清华园中。 但是,无论怎样提倡文化、高标学问,生于蔡元培、陈寅恪那种时代,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绝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自信。王国维的自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之前途命运的绝望。 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方才如此沉痛地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皮之不存,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