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史料与不寻常的思考（代序） 帝制中国的官员，究竟有着怎样一副面孔？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勤能抑或昏庸，清正抑或贪婪，仁恕抑或酷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及，那些还没来得及被贴上标签，就被历史淡忘了的“大多数们”。不过，自太史公开创了修史之轨辙后，在中华帝国的正史编纂传统中，至少有两类官员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循吏和酷吏。 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惜乎，历史本身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明镜高悬。读史，读的也是史家之史。或者说，史书原本就是史家悉心打磨的明镜，一面铭题着“警诫”，一面镌刻着“典范”。对其功效，可用“抑恶扬善”以概之；在其背后，则有史家“道德义法”存焉。如果说二十五史中的酷吏，乃是让天下官员引以为戒的反面形象，那么循吏，则是帝国官僚所要仿效追慕的榜样。为了进入历史书写，为了显亲扬名，有些官员恪守官箴，事君以忠，牧民以爱，他们即可称作“循吏”。所以，能够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循吏，无疑是帝制中国模范官僚的代表。上下两千年，跻身“循吏传”的不过寥寥数百人，但他们却被深深烙上了“榜样”的印记，聚焦着官方话语的褒奖和颂扬，以及对理想官员的叙述和想象。 于是，这样的一群模范官员，就进入了法律文化史学者徐忠明先生的视野。又于是，我读到了这本《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忠明先生是我的老师，亦是挚友。坦白说，这次他以正史“循吏传”作素材，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以我的了解，他向来比较留意挖掘和利用中国法律史的“边缘”史料。小说、戏曲、谚语、笑话之类的素材，在他笔下，无不展现出法律文化史的新意与魅力，也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之前出版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诸书，都彰显和延续了这种风格与理念，也着实宠坏了像我这样既看重学术性又偏好悦读感的读者，口味变得越来越刁钻。因此，我总是抱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