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我经常在头脑中冒出一个问题：如果悉达多有一天被送进肖申克，他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透过它时空的荒谬性，检视问题背后要表达的实质逻辑：佛学精神如何与现实环境发生碰撞。或者还可以这样表述：一旦遭遇严苛的现实，佛学精神是否真的能指导我们坚强地存活。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永不溃败的精神支撑点，借此度过任何人生的苦难。 首先来讲一讲佛学精神。 我不是佛教徒，但正如讨论欧洲历史（包括思想史在内的所有历史）都离不开基督教一样，讨论东方，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同样无法跳过佛学以及其背后所涉及的东方独有的哲学指归。哪怕中国的佛学经过汉化后，与儒、道出现某种交集，依然无法抹灭其独特性：个人内心的解脱。如果说欧洲历史因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而暂时失去了个体化的属性，佛学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唯有佛学是同时兼具个人内心体验与入世体验的学说。儒学的仁礼身份大于个人的自由（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并没有突破这一点，良知与道德本身就是仁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学则又过分消极避世，佛学则以一种很和谐的姿态站立在两者之间，让普通人得以延口残喘。这个视角很少有国内学者去解读，不得不说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 佛学所讲的自由和西方的有大不同，它更注重于内心的体验而非对外界环境的改造，与西方18世纪后流行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浪漫主义）更是两码事。后者背靠的理论并不比佛学更久远，它以自然主义、行为主义和进化论为依托，讲究的是自我的定位，指归往往极为明确，比如言论自由，比如天赋人权。但佛学一开始就注重人在环境中的解脱，所以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佛学很注重个人修行，但很排斥“自我”的概念。一开始，它对环境的态度就极为明确：环境，包括人本身（自我），即是苦难的来源和存在。 对于不谙佛学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是极具争议，甚至是要列入消极范围的。然而，我们人类的历史似乎为这个观点做了绝妙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