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异端之必要 许知远 一 最后一次谈及鹤见俊辅，是在一家过分拥挤的意大利餐厅里。这是纽约4月的一个傍晚，我与坂本龙一斜对而坐。 比起工作室内的不无拘谨，此刻的坂本情绪亢奋，不无孩子气式的调皮。比起谈论我不在行、他或许也感到厌倦的音乐话题，日本的思想传统更激起彼此的兴趣。 他说，要是碰到吉田松阴，就会猛击他一拳——正是这位长州藩士最先提出入侵朝鲜与中国；他还说，与夏目漱石最有共鸣，因为他也身处东西文明之间。 在一张餐巾纸上，我写下了几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鹤见俊辅。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们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长。出生于1950年的坂本龙一虽以作曲家享誉世界，他的青年时代却恰好与战后的思想自由、社会介入、反叛意识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