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梵澄先生——《读书》十年日记摘抄 《读书》十年，梵澄先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作者，——不仅是文章，也是书的作者。初识是在二十年前，那一天的日记记得很详细。当时的日记好像是有闻必录，到《读书》的时间不长，似乎一切都觉得新鲜。这里记下了一位学问家在生活中多与书和人相关的若干琐细微末，惟私下里的交谈往往很随便，对人和事的叙述与评判未必准确，也未必得当，这本是无须多说的。梵澄先生很有个性，但也有他独特的随和，温厚，以及幽默和风趣。我的拙笔一向不善于写人，这些未加修饰的“速记”或可略存其真，而一切追怀与感念也尽在此中了。 一九八七年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以后，又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到印度教学。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遂成海外游子，须自谋生路了。于是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她活到九十多岁），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这样，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前此两番皆未获许），于一九七八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先生一生未婚，目前已无多亲属，只是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先生现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间，饮食起居皆由自己料理，倒也自在。 “印度好吗？” “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 真是高度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