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摄于1942年 与望舒进行更好的对话——《雨巷诗人戴望舒传》 （修订版）自序 拙著《雨巷诗人戴望舒传》200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已经是16年前的旧事了。 16年来，我没想到，戴望舒诗歌渐渐成了出版界的比较热的门类。我的戴传也因此借光，早就售罄。很多读者朋友想拥有它，只好盼它再版。 16年来，学界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包括我本人也没有停止有关研究，也发表了几篇新的文章，比如《不仅仅是一首悼诗：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载于《上海鲁迅研究2011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05），再如《短暂而集中的热爱——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载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2010年04），还如《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载于《现代中文学刊》杂志2010年06期）等。今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中型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还讨论了望舒抗战时期诗歌风格的嬗变以及翻译发表西班牙抗战谣曲的问题。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我的《引玉书屋版（从苏联归来）译者考》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2期），论证了引玉书屋版的《从苏联归来》译者并非戴望舒，而是郑超麟，从而纠正了或者说轰毁了很多年来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的讹传和臆想。尽管有个别学者在细枝末节上还纠缠不清，但我考证了这个大的史实如同板上钉钉。 初版本面世后，我自己读过几遍；每次读，都发现有问题；说实话，从字词到章节都有改善的余地。我一直想有再版的机会，从而能把我自己的和别人的新成果落实进去。 北京领读文化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我，本来是想要再版我的译著《菊与刀》；但那本书的版权暂时不在我自己手上。于是，他们转而决定再版我的戴传。真是跟我不谋而合，无巧不成“书”啊。 由于是比较多的修改，也由于我实在忙，所以修订工作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年。感谢领读文化的雅量和宽谅，没有怎么催促我这个主张慢性子做学问的人。 尽管我做了至少一百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