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查尔斯·亨德尔 以表达友谊与感恩之情 序 我写本书的最初动力来自我的英美朋友们，他们曾再三恳请我出版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英译本。虽然我很想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着手尝试一下后我发现这是不现实的，并且在现今的环境下原封不动地翻译从前的书也不合理。对读者来说，读一套研究课题艰涩而抽象的三卷本，会相当耗费精力。即使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出版一部二十五年前构思和撰写的作品既不大可能而且也不明智。因为自那时以来，作者一直在继续研究这一课题。他学到了许多新事实，也遇见了不少新问题，甚至会从新的角度去看待那些旧问题，因此它们也呈现出了新面貌。鉴于这种种原因，我决定从头开始写一本全新的书。本书一定要比先前那本简短得多。莱辛（Lessing）曾说：“一本大部头，就是一桩大罪。”当我写我的《符号形式的哲学》时，我专注于课题本身，以至于都忘记或忽略了这条写作风格准则。现在我觉得更加赞同莱辛的话。在本书中，我没有去详细地叙述事实，也没对理论进行长篇大论，而是尽量把写作集中在我认为具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几个要点上，并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思想。 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要讨论一些初看上去似乎大相径庭的课题。一本书倘若涉及了心理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包含了关于神话和宗教、语言和艺术、科学和历史学的章节，就很容易遭人反对，说它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凑出来的大拼盘。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些章节后会发现，这种反对是毫无根据的。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读者相信，本书中讨论的所有课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课题。它们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并且在我看来，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并确定这个中心。 就本书的风格而言，一个对它极其不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我不得不用非母语来写作。我的朋友、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的詹姆斯·佩蒂格罗弗（James Pettegrove）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没有他的话，我很难克服这一障碍。他校订了整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