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大唠嗑

马兆远
前言 博士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在牛津有了份差事,导师Keith Burnett(KB)爵士给了我特别宽松的环境,博士后做的不那么辛苦,有了大把时间读闲书。而牛津在藏书上毫不吝啬,大学平均每年花在图书上300万英镑,而且英国印书协会要求英联邦每一家出版社的新书,都要送一本来做馆藏。牛津东亚图书馆就有一套《李敖大全集》。我所经历的中国教育,上大学之后,理科生就不再学中文。所以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后天补习,都是在牛津以李敖为线索开始的。牛津的青灯古佛,除了物理世界的日拱一卒以外,李敖对我那个时候的思想成熟、写作文风和对人对事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以后,见到李敖时把他的习惯爱好一一道来,老爷子玩笑说,到底是你对我阴魂不散还是我对你阴魂不散。 李敖的思想上承胡适,是“胡适思想的唯一传人”。嘴上厉害,但私底下待人极和善,做学问和写作是一点都不虚的。而他的身上又有中国儒家“士”的方正,这点对我影响也很深。前些日子去看了根据李敖《北京法源寺》改编的话剧,勾起我对二十多岁时的回忆。我想这本书影响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骨子里讲家国天下,把自己当作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士不可不弘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敢于为天下先。后来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在伯克利的我已经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国了。 我的回国,冠冕堂皇讲是“为了报效国家”,但留学的老前辈季羡林是最老实的一个:“工资比较高。”事实上我所从事的学术方向那时已经相对成熟,到2009年时已经拿过三次诺奖,美国该有这个方向的好学校都有了这个方向,而又由于是实验物理,大学需要准备几百万美元给新晋的助理教授做启动经费。2009年赶上金融危机,全美国在这个方向只有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被朱棣文的关门弟子拿到。而我们这些剩下的博士后们,要么继续做博士后,要么转进工业界。这个时候,中科院给我伸来橄榄枝,可以自己开坛继续做物理。这对我,二十多岁要到头但还怀揣残山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