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快活的疯子，极乐的一代 当本书编辑约我作序的时候，我策划的一个音乐节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我心忖道，怎么会这么巧，演出阵容里正好有痛仰和万晓利啊。众所周知，痛仰的《公路之歌》和万晓利的《达摩流浪者》，都是向《在路上》作者杰克·凯鲁亚克的致敬之作。 作为垮掉派和反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在路上》不只改变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生活方式。大门乐队键盘手雷·曼札克说：“没有《在路上》，就没有大门乐队。”鲍勃·迪伦说：“《在路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如同它改变了其他所有人的人生。” 1951年4月，在20天的时间里，凯鲁亚克用一台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单倍行距打字纸一鼓作气地写完了《在路上》。半个多世纪后，每当痛仰主唱高虎唱到“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时，大屏幕上都会出现凯鲁亚克说过的一句话“Live, travel, adventure, bless, and don’t be sorry”——这句话也被高虎文在了右臂上。与此同时，每一个观众都在跟着高虎齐唱杰克·凯鲁亚克的名字。高虎的人生也是被凯鲁亚克改变的，他追随凯鲁亚克的脚步，以在路上的经历写出突破性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然后继续上路，像传教士一样去影响更多的人。现如今，在路上，早已成为全世界无数乐队的生活方式。 《在路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其意识流的行文风格却饱受争议。赞赏者认为它就像杰克·凯鲁亚克癫狂吹奏出的比波普萨克斯风，音符随着意识的起伏流溢而出；批评者则认为结构松散、支离破碎，句子不合语法规范。这要从垮掉派作家共同持有的创作理念说起。作为二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垮掉派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的作品主题和背弃传统的创作理念著称。莱昂纳德·科恩曾谈及垮掉派作家对他没有好感：“我写的诗通常都很押韵、很优美，而那种形式恰是他们公开反对的，他们会把它同体制联系起来。他们不尊重传统，而我们却对传统充满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