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岂深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十五年了。但是他留给我的记忆还是很清晰，也很亲切。 抗战期间复旦分处渝沪两地，他在北碚系里教书，我在上海分部学习，没有机会相遇。所以我初次见到他已是一九四九年春我开始在复旦工作以后。但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工作中，一直保持着他对我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 先生为人谦和诚恳，治学特别勤奋。更可贵的是满腹西方文化的学问，却始终谨守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理，与时俱进，不断进步，为后学树立榜样。 在外语教学的领域里，外语掌握的程度是做学问的基础。先生的学问受到尊敬，首先就因为英语功夫地道。我们在英语写作中易犯一些疏忽和随俗的毛病，经他指出，总觉得受益匪浅。再就是他知识丰富，中西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一些问题，都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有自己的见解，主要著作也比别人读得多。这可不是凭一点聪明或机智所能一蹴而就，全靠日积月累的功夫。先生喜欢读书，手不释卷，更可贵的是坚持终生。九六年春他已经是八六高龄，我因为要出国一段时期，去向他辞行，谈的正是看书。他说现在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所幸眼力还可以，每天以阅读为伴。我说你体质一直较差，老来反而显得精神，眼睛用得最多，却还这样好，令人羡慕。我说的是实话，当时大家都认为先生老来反而更健康。谁知不久传来噩耗，暂离竟成永别，使我感到很悲痛。正是这种终生追求知识的精神，加上诚恳朴素的谈吐，使得先生尽管“述而不作”，谦虚为怀，很少发表，而先生的人格学问却不仅为周围同事和学生所景仰，我接触到当年北京一些学者，如赋宁、国璋、佐良诸位先生，也无不在言谈中时时表露对先生的敬意。 但是记忆尽管亲切，手头没有一本集子随时翻阅温习，毕竟是很大遗憾。所以听说自伍在编一本父子合集，感到很高兴。虽然篇幅有限，但至少能有一本书放在手边供老一辈的熟人随时翻阅，为年青学者提供一个景仰先人风范的机会，自然是件好事。 自伍是先生幼子，自小得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