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杜　高 一 癸巳年初一（2月10日），《北京青年报》用愉快的语调向我们报道：“从云南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云南全省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统一停止’劳教审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也‘全部暂停’，劳动教养在云南省内事实上已经取消。随后，新华社追踪报道称，云南省的做法，乃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进行，全国范围内取消劳教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且可能迫在眉睫。” 在我国施行了五十六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这个惩罚制度，虽然它的合法性早已遭到法学界的质疑，虽然人们强烈呼吁尽早废除，但延至今天才传来上述令人愉快的消息。 也许是因为这两天我正好在读我的一位劳动教养的难友、现定居美国的巫宁坤教授写的回忆录《一滴泪》（此书英文本A Single Tear流传海外，至今未出版中文本），想到他今年已九十三岁高龄，读着他哀痛地叙述1958年4月以后所遭受的劳教苦役和精神凌辱，我回想起更多的在劳教岁月中悲惨死去的右派难友们，心情苦涩而沉重，以致读了青年报这一段愉快的文字后，反而禁不住老泪纵横。 3月17日，一位记者向新任总理提问，何时取消劳动教养？他简要地回答：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取消或是改革，总之，是要变了。 劳动教养留给我的，却是比路还长的回忆。 五十六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社论。立即有人敏感到，这是上面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的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拨乱反正以后，我的几位侥幸熬过来的难友，用血泪写的劳教右派的苦难史，使千万读者震撼和悲恸。戴煌的《九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