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总序 中国经学史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无法简单概括。虽然本研究将用五卷的巨大篇幅对它进行仔细审视，然而可能仍然是肤浅和粗略的。为了研究的可行性，我将聚焦领袖群伦的宗师，例举举足轻重的先哲，并追踪他们身后的影响，借此概括各个时代的主要潮流，撰写一部有价值的介绍历代经学研究的著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用西方语言写成的这类著作，正是此空白促使我进行勇敢的，甚至可以说是狂妄的尝试。这也是我在研究中采用西方经学界观念模式的原因。 威尔逊（N.G.Wilson）在写《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时，不情愿地通过“伟人” “领袖”来叙述历史，这也是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ph Pfeiffer）在写他的经学史时所采用的方法。威尔逊认为，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文献记载中有许多空白，许多传世的稿本无法与任何知名作者关联起来。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经学的传承很好地保存在“伟人”的专门传记和集体传记中；集体传记即《儒林列传》，它简要记录了伟人和众多成就较小的名人。因此，讲述中国经学史忽略重要人物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讲述中国经学史时还要有与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一样开阔的视野。他仅为一位“伟人”——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作传，就用了皇皇两卷。“为了回顾他（斯卡利杰尔）的学术发展历程，回顾他的同辈和先驱的学术派系”，须要用100页从百年前的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讲起。显然，中国经学史如此复杂，要把它呈现得令人信服，开阔的历史视野是必需的。 虽然中国经学的传统复杂而丰富，但传世文献记载也同样丰富，只要一点一点地去揭示，我们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图画。而呈现中国经学全貌的困难正在于这种丰富性，威尔逊也曾面临这种困难，他说道：“真正的困难在于，对我所探究的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