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9年夏天，我堂姐从200公里以外她插队的水县，返回康城南岸区长江兵工厂自家门前的那棵大桑树下时，她忽然发现，当年同自己一起奔赴广阔天地的那些男女同学们，都有些迫不及待地结婚成家了。 那些十七八岁就离家下乡的孩子们，在经历了十来年的消磨和幻灭以后，重新涌回城里来，忽然就感到了苍老。那苍老催促着他们，找寻婚姻，抢占每一个工作机会，而我的堂姐，在这一场返城的浪潮中，却成了最后的迟到者。 说起来，我姐在他们那一班同学里，其实更早地就接近于一个老人了,她继承了我们家族少白头的基因，刚去往水县的山中时，右边前额上就冒出了令人惊心的白发。加上她热爱读书，从长江厂搬来的那口旧木箱里，总是源源不断冒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说名著,除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还有《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这样的抢手货，甚至还有一本特别稀有的《红楼梦》上册。他们的那个生产队长知道了这些，在用很有深意的眼光观察了她一阵后，就将她任命为村小的民办教师。她无意间成了那个20来人的知青点里的特权人物，不再需要下地挣工分，而是固定享受每天一毛五的津贴，有时候还有学生家长悄悄送来的鸡蛋，咸菜，白面馒头等等。我姐一向是有些懵懂的人，她安然享用着这一切，却忽略了民办教师的身份，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招工回城的机会。 1978年的冬天，水县那些剩余下来的知青们，私底下串连，然后相约到县城里去搞了一次起义。他们砸碎了县城唯一那条街道边的可怜的几个橱窗，将县政府门边那间包子铺里所有刚出笼的鲜肉大包哄抢一空，他们最终聚集在县政府的铁门边，要求县领导立刻出来谈判，答应他们回城的所有条件。 那么重要的时刻，知青们竟然都没有通知她。那天，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去给村里的三十几孩子上了两节语文课一节算术课。 她成了生产队里的最后一位知青。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她坐在队部的那个场坝边晒太阳。她的身后堆着房子那么高的稻草堆，在暖酥酥的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