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致 谢 美国人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常讲汉语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说“谢谢”的次数比预想的要多，而有些感谢是不必要的。我们把英语的语言习惯用于汉语语境中：别人给我们递盘子、替我们开门、在信上盖邮戳或者给我们找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达谢意。当然，感谢的话脱口而出，一点都不费劲。但是，我们逐渐意识到，为了应得的服务没完没了地说“谢谢”，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一位中国朋友，当他听到我对一个为我提供完全是分内帮助的陌生人低声说“谢谢”时，曾经质疑我这种奇怪的举动：“难道你们国家的人日常生活中不互相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