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不言而喻，在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之后，中日之间是必有一战的。但是战争究竟何时爆发、以何种面目爆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预料的。 不过，时人对此还是有所预测，如作为战略家的蒋百里先生早在1922年就把日本当成了中国的第一假想敌，更在1927年为蒋介石献策：“等（国民党）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这一主张最终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宏观指导方针。 随着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诸如“济南惨案”等，都令国人产生了向日本复仇的急切（日本也在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1930年前后，日本公使、鸽派外交官佐分利在北平会见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协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间的诸多悬案；起初，双方的沟通非常愉快，可是后来眼见佐分利回国述职时被狂热的少壮派军人暗杀，以及随后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径（如九·一八），已经在南京中央任职的徐永昌于是强烈地预感到：中日间的悬案，和平手段已经行不通，不出十年必然将以战争来解决！ 林继庸也有类似的强烈预感，尤其是在一·二八、长城抗战这些中日间的军事冲突之后。林氏在1936年从海外回国后，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家将工厂迁往内地。不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林继庸在动员过程中碰了许多的钉子。其中一位大企业家就曾不屑地对林氏说道：“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 这些资本家诚然是目光短浅、心怀侥幸，林继庸为此批评道：“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可是需要我们理解的是，很多人具有这种贪图苟安、得过且过的心理，并非纯粹出自他们的幼稚，也在于当时的形势确实还没有严峻到令这些资本家在上海惴惴不安、无处安身的地步。 甚至于到了1937年8月初，华北战火已经点燃，上海危机四伏之时，很多人依旧对于战争毫无知觉。 当时，陈纳德（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