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熊逸
自序 近几年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观念史上,《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是计划要写的观念史系列的第一部,探讨古人对正义问题的纷纭复杂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认识。这个系列接下来还想写的有《古代中国的诗歌生活》,从社会功能而非审美的角度分析诗歌的历史流变;以及《古代中国的怪力乱神》,梳理古人信仰的历程与旁门左道的观念背景。 不同于将重点放在各大思想家与思想性名著之上的思想史,我所谓的观念史,关注的是各种流行一时的社会观念或社会思潮,当然,思想家在其中也扮演着或隐或现而不可或缺的角色。《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可以看作《谋杀正义——正义观念的心理根源、经典谎言与两难问题》的续篇,事实上后者原本是作为前者的序言来写的,是希望在进入具体的古代中国的语境之前,先做一番抽象的思辨性概述,结果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本书的篇幅,于是就拿出来单独出版了。 《谋杀正义》最先在香港出版,后来出大陆简体版时,出版方迫于市场压力,将书名改成了颇具公知风采的《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其实我对现实问题早已失去了关心,多年来过着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日子,不看电视不读报,如果不是因为显示器上总有新闻弹窗出现而我又不懂屏蔽技术的话,我会连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也不知道。 我总是对一些远离现实的东西兴味盎然,因为在我看来,那里边往往潜藏着一些更为本质性的奥秘,而其相关材料,只要我不惜气力,就完全可以竭泽而渔,不至于如现实问题那样只能让我拥有盲人摸象般的管窥视角。所以,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正义是否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假定该命题为真,我也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我略知且关心的是,正义问题在抽象思辨中的逻辑终点及其在古代社会里的复杂呈现——《谋杀正义》聚焦于前者,《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聚焦于后者。 《谋杀正义》,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否定了迄今一切正义理论的自洽性,亦即无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无论孔子的“己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