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考古中发现中国 回归考古人类学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考古训练，不太热衷于寻访古迹，也没去过考古工地参与专业性考古（这一点要澄清一下，工地我还是去过的，只不过是以访客的身份），但我热爱考古。 我对器物类型不太敏感（嫌“卣、罍、斝、觯”这些名字太难念），不太认得甲骨文，还不怎么记得住考古学文化（大一点儿的良渚、红山文化还好说，小一点儿的朱开沟、宝墩文化每次都要翻地图，才弄明白在哪里，可下次难免又忘），但我热爱考古。 我最早对社会学兴趣浓厚，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后来进了博物馆工作，但我热爱考古。 所以，我想走一条捷径，就去学了人类学。 我是看着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入门的，尽管后来把这本书也同时作为我的人类学启蒙读物。我心目中的考古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人类学的思维下，重新认识我们发掘的考古或历史材料。 我就读过一个（曾经）开设考古专业的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最初创办人的远见与格局令人敬佩。因为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大部分考古专业都是作为人类学传统四分支之一大人类学系的一部分而设立的。但在中国学术体系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考古系往往独自存在，或者依附于历史系（或文博系）中，几乎很少受到人类学影响，也很难吸收最新的人类学理论成果。 很久以来，发现“最早的中国”一直都是中国考古界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却与这个目标的出现相伴始终。通过发掘早期的遗址，来确定史前文化的形态和年代，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如何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现前人留下的遗迹，或者用现已证实的考古成果来重新勾勒史前文化传播的轨迹，就变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 原因就在于，中国考古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摆脱“金石学”的传统，始终坚持围绕出土器物（而非器物背后的动态社会结构）展开研究。这样便很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遗址，从而忽略了史前中国这张无比巨大的文化网络。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