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一段失落的青春 2015年，是我做知青研究的第八个年头。现在想来，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并且坚持了八年，或许是偶然的必然。我的父亲是一名籍贯杭州的大兴安岭林场知青。大兴安岭由于地处中蒙俄边境，所以我父亲他们又被称为支边兵团知青。这个兵团的存在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两三年。之后这一批几万人的知青或被调到黑龙江，或被调到其他什么地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实在不太适宜人类居住：常年没有新鲜果蔬；最低温度可达零下五十度；每年只两个月河水不结冰，才能下河洗个冷水澡；最重要的是，除了知青，那里没有别人，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秩序。后来也有知青告诉我说，因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植被被知青破坏的太严重，林场决定把这些知青调走。然而我想即使这是原因之一，知青也不应该背起全部的责任，也许这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极权制度下“平庸的恶”。毕竟，他们不是自愿去到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不是自愿没日没夜的砍树；他们那年17岁，他们没有想过在冰天雪地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也没有想过会有同学、好友埋葬在那片白雪皑皑的世界，再也不能回来。 2008年，盛夏，上海。我在导师家一边吹空调一边聊家常，一边愁眉苦脸的抱怨硕士论文想不到好的题目开题。导师无意中问到我父母身体如何，我说我母亲还好，因为我老家水质不太好，有点胆结石；父亲因为年轻时上山下乡，现在有腰肌劳损。导师说，你是知青子女？我说是的。她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做一个关于知青的研究呢？这个田野对你来说更容易进入，因为你有知青子女的身份。我想了想，果然是这样的。从小听父亲讲知青故事的我对于上山下乡并不陌生，父亲的朋友大多数也是大兴安岭的知青，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聊一聊。于是我选择了知青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并且一做就是八年。 几年来，我跑了中国不少地方，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昆明……到处收集史料和口述史，2013年夏天，我在成渝滇三地搜集了大量的云南生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