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多年前第一次去纽约，赶上要过生日，于是几个早年北京的朋友，约了饭局庆生。就在生日前一天，突然接到另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刚从塔希提岛跑过来找工作。总该见一面吧，于是问她愿意去哪儿，她说第二天就是世界博物馆日，全城展馆一律免费，正好还没到过大都会，很想去转转。 那是平生头一回知道，自己生在博物馆日那天。好像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本人这一辈子，要花不少时间泡在别人收藏的旧物中间。这是没道理的事，自己这么多年，除了烟画，从没搜集过别的东西。倒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例行学工劳动，就是去给故宫扫地、除草一个月，从养心殿再到文渊阁，对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内部运作，建立起一点感性了解。 当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重开未久，“文革”尚未结束，社会氛围和那些情趣古雅的馆藏，构成巨大的对比。那时旧文化稍得喘息，还是拜“批林批孔”所赐。那场充满人身影射的传统文化大批判，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出了故宫正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开始对外开放，里面的中国通史展览，虽说充满儒法斗争的内容，但文物本身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曲解而稍有减色。 即使“文革”那个时代，也有撒完气、回到日常状态的时候，也要通过考古、技术革新的成就，自证合理性。当时的《文物》《考古》《化石》这些专业期刊，都有不少有意思的内容。周口店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喜马拉雅山地质及气候带的分布，都是当年经常宣传的话题，还拍成过纪录片。北京南城的自然博物馆，也在这种气氛下重新开放。 当时该馆的主打明星，是山东新近挖掘出的一具剑齿象化石，也算可供一晒的伟大成就。恐龙也进入了公共话题。随之而来的是进化论等资产阶级学术被有限地介绍。根据那个时代的说法，恐龙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型蜥蜴，在竞争中被哺乳动物和鸟类淘汰。历史回放几十年，这种过时的自然史理论，也曾带给我们求知的乐趣。 成年之后，开始有机会看世界。当时所谓的世界，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