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旨是，作家和读者应该怀着对彼此的充分信任一道前行。 ——安东尼·特罗洛普，《巴切斯特大教堂》 序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大西洋月刊》（下文简称为《大西洋》）的编辑部。确切是哪一天记不清了，不过肯定离1973年7月我们俩作为作家和编辑首次合作发表文章的日期不会太远。 那时，《大西洋》已经诞生一百十七年。它的总部是一座赤褐色砂石墙的古老宅屋，位于阿灵顿和马尔伯勒两条大街的拐角处，面向波士顿公共花园。一步步朝这座老宅走去，你能感受到传承。它固然是顶级的房产，但位于波士顿，而不是纽约或洛杉矶。这家杂志社的总部仿佛在昭告世人：我还没染上铜臭气。正如一则老掉牙的笑话里富有的波士顿主妇说：“我们的帽子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家传的。”锅炉房的喧闹声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微弱地鸣响着，办公室显示出“品位高雅的破落相”：墙上褪色的纪念品，华美的装饰嵌线上一层又一层变色的油漆，露出底子织线的地毯。在赛拉斯·拉帕姆的时代，这座建筑一度是一栋独户公馆，当年的楼层布局大都保留了下来——后面有很多小房间，以前肯定是仆人住的；前面是带有壁炉的办公室，当供暖设备不足以抵御波士顿的严冬时，编辑们会时不时使用这些壁炉。 记忆里，这样的时代看来比我们今天更接近《大西洋》的悠远往昔，一个打字机和秘书的时代——秘书们大多是年轻女孩，说话冷嘲幽默，受过第一流的教育，力求在出版界开拓一番事业。也有少数几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其中有两位是编辑，一位在案头时戴一顶帽子。这两类女性的上班时间都很规律。男人们上午过了一半才来，不久就去吃午餐。“我去买个三明治就回来。”总编鲍勃·曼宁在前往清一色男性组成的酒馆俱乐部享受全套午餐时，会这么跟助理说。他走后不久，职位较低的男士们就会溜出门，最后往往去里兹酒吧，在阿灵顿大街上，走过一个街区就到了。编辑如果带着一位作家，那么可以把午餐的费用记在杂志社的账上。几块火腿蛋松饼，两小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