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国学与师德 图片: 邓新文 邓新文，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发表《论儒学的性质》《孟子学问之道发微》等论文二十余篇，出版《马一浮六艺——心论研究》专著一部。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生幸福与学问之方的探究，信奉儒学“修身为本”之理，热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今天的讲座题目很正规宏大，我想用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情理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 中国文化的再认识 目前学术界处于“战国时期”，存在各种思想冲突，国学内部也是派别林立。到底什么是国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在高校、科研机构比较流行的一个国学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胡适提出来的，叫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国故的学问”。对胡适的这个概念，我本人持批评态度，我认为胡适这个国学概念把中国学问的研究方向引入了一个歧途。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点，在基本的心态上，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抱着民族自卑、文化自卑的心态。我们从器物层面自卑，到制度层面自卑，从制度层面自卑，到精神层面自卑，乃至最后在人种、在文字上都自卑。鲁迅有一句口号，叫“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瞿秋白也有一段话，说“汉字是世界上最肮脏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他们为什么对中国文字这么讨厌呢？那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讨厌，恨屋及乌，所以连这个载体都讨厌。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基本的自卑心态中发展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视专题片《河殇》的主题思想还是在宣扬黄土文明的死亡，认为只有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今天上午，我跟一位教授在微信上有一场辩论，他担心中国民族主义，我跟他说：“就现实而言，近年来的民族情绪对于自觉不自觉的西化来说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民族主义，是人情之自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的感情发展总是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爱自己民族多一些，爱其他民族少一些，这很正常、很自然，无可厚非，只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