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规划须有国际意识 ——序《法国语言政策研究》 许静荣的博士论文《法国语言政策研究》，即将付梓，请我作序，我自然很乐意。2009年时，静荣参加了国家汉办的“非英语语种语言培训”项目，在中国传媒大学法语系学习一年。接着，2011年，赴巴黎七大（巴黎狄德罗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两年。她有一定的法语基础，对法国有亲身体验，且从那时起就对法国的语言政策感兴趣。2015年，来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法国语言政策成为她的正式研究对象。 此时，新冠肺炎仍肆虐江城。身处江城的静荣，仍静心问学，思虑国别语言规划，可谓学有恒心、学有定性。而我，身宅北京，心寄南国。那里是我学习和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是第二故乡；我的妹妹和侄女两家人仍生活在那里，母亲今年也在妹妹家过春节，还有武汉、湖北的学生、师友、乡亲，他们昼夜都在病毒的包围之中；也有多个老熟人倒下了，被病魔吞噬了……此时此刻，谈学术，的确有点奢侈。然而，我翻开《法国语言政策研究》的校样，读着读着，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头脑也慢慢活动起来。 静荣之于法国，之于法国语言政策，可谓10年结缘，5年深究。而我了解法国，是从大学的法国文学课程开始的。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启蒙文学作家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爱弥儿》《忏悔录》，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但真正能点燃激情的，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著作里的故事、人物甚至一些名言，都常萦脑际，常驻嘴边。 之后，我负笈武昌，步入语言学之门，知道了法国的语言学家马丁内、梅耶，当然也包括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大学的索绪尔。问学之中，又接触到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