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传

[美] 约翰·内森(John Nathan)
致扎卡里和杰里迈亚 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是哈佛学会的一名青年学者,我要感谢学会的慷慨资助。我还要感谢三岛的两位编辑、他的终身朋友川岛胜和新田敞,他们给予的帮助是无价的。 再版前言 当得知我的《三岛由纪夫传》即将再版时,我多年来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读,搜寻我不希望找到的证据:一位在创造力处于鼎盛时期选择自我毁灭的才子,在我勉力为他撰写的传记里,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读完全书,我的感觉是既释然又苦恼。我的立论看来依然站得住脚。我坚持认为,三岛切腹自杀的驱动力,源自从小就萦绕心头的对死亡的渴望,以及断断续续的对这种渴望的恐惧;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给他提供了一份通行证,使他得以实现朝思暮想的以身殉道的愿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苦恼于我的立论要求我秉持的怀疑态度。由于拒绝接受三岛言行的表面价值,我对明摆着的勇气和始终不渝的坦诚未给予肯定。此外,在叙述三岛自杀的过程中,我一味把目光聚焦于他本人的病态,看来我因此视而不见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可能性。从三岛将如何被纪念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更严重的失误。 一百四十年前被迫开放门户以来,日本就一直受外来文化的困扰,而三岛的人生堪称这一困扰的范例。我这里指的是,日本为了寻找真正的“自我”,努力整合两个不同的、往往难以整合的文化——一个是本土的、固有的、扎根于传统的文化,另一个是外来的、难以驾驭的文化。追求糅合两种文化的努力,用叶芝的话说,就是“昼夜交替”,不停顿地、不遗余力地、有时劳而无获地左右摇摆。在政治领域,19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变节,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意识形态,一开始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又被无情抛弃,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它不能圆满替代日本的传统价值。事后来看,三岛个人从重视对称和比例的希腊美学理想“转变”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美学观,无论多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