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中正（字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37年前，年近弱冠的蒋志清首次踏出国门，去的是日本，读的是军校，从此振武强兵成为其终身信条；20年前，已届而立的蒋中正再次踏出国门，去的却是苏俄，考察的是党务，尽管深受革命的洗礼，他日后也慢慢认清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本质；10年前，不惑的蒋委员长与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元首关系火热，他凭借日耳曼重新崛起的军事实力荡涤了赣闽的赤色政权，驱逐他日后的竞争对手们奔走偏远；5年前，蒋总裁的强国之梦终于被他昔年所崇尚的日本军队撕得支离破碎；3年前，他的副总裁、政敌汪兆铭（号精卫）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自立了门户；3个月前，蒋主席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作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蒋深切地知道自己万里之外的祖国和脚下埃及的这方土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虽同属文明古国，然因实力羸弱，屡遭外人百般凌辱。今中国历6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盟邦”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军国主义者，他高举孙文（又名中山）的主义和遗教，以军人治国、武力优先，痛恨党徒的自私无能以及国民的愚昧无知。但“领袖即国家”、“本党即国家”，蒋欲以一己之意志为举国之准则，以自我之道德为全民之典范。他秉性多疑而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而患得患失。他敌视任何党外异己的存在，无视自由与人权，封闭了改革之多途。他怀抱19世纪之常识来治理20世纪充满外忧内患之中国，举国命运都要在他的耳顺之年上来一个了断。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多的无奈和彷徨。 安顿好之后，蒋中正分别拜会了陆续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