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已经丧失了理性，而且这种丧失也绝非偶然。现代西方社会越来越蔑视理性的力量。我们很少关心它，甚至已经将它遗忘了。当我们试图利用它时，我们也不确定该如何去做。我们怀疑它的价值，不愿意相信它能够引导我们获得任何能够号称“真理”的事物。 曾经听起来无比荒诞、为人不齿的论断已经变成了新常识。诸如“那些依赖逻辑、情感分析和理性表达的人，会饿死大脑中最好的部分”这样的话已经变成华丽的励志名言。现在我们眼中典型的人类形象与J.G.巴拉德（J.G.Ballard）在《暴行展览》（The Atrocity Exhibition）中塑造的南森医生无异，因为对他而言，“理性通过提供弗洛伊德式的顺耳或方便的解释，为他找到了现实的合理性，正如理性对我们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人们普遍认为，理性已经不再是一种普遍受到赞赏的能力，而是被描绘为神秘与含糊的死敌，一种为枯燥的逻辑服务的冷冰冰的工具。看上去，它站在了情感的对立面，否认感觉与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一种专制的工具、一种家长制的概念，还是作为一种西方式的不合理要求，抑或是大脑的某个半球胜过另一个半球的某种错误的“优越性”，理性都遭到了摒弃。启蒙运动几乎不再受到普遍尊重，而是经常被斥为人性丧失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以及通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条死亡之路的起点。大众文化只是吸收了启蒙思想中低劣、堕落的内容，而且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呼风唤雨的大公司和无意识的心理偏见的引导，受理性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几千年来，理性都被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我们曾经跟随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坚持认为理性能力是一种区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能力。理性并不是与爱、信任或审美等热血的美德不共戴天的敌人。例如，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us）曾经说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将会变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