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雅克·德里达的第一部传记被译为中文，这对我来说既是喜悦也是荣耀。 《书写与差异》和《马克思的幽灵》的作者德里达只在2001年来过中国一次，但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语言和文明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早在1953年德里达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时，他与学习汉语的吕西安·比昂科（Lucien Bianco，中文名毕仰高）就同住一间宿舍。德里达后来以一篇题为《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的优美文章向毕仰高致敬，他在其中写到，多亏了毕仰高，他才“学会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整整半个世纪里，关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及其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毕仰高始终是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尤其因了这位深刻了解中国且具有独立精神的汉学家，哲学家才避免了那一代许多法国知识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幻想。 毕仰高与中国很早就有真实的接触。1954年夏天，由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有幸获得邀请，与包括菲利科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在内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回到法国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迦里玛出版社，1967年）的未来作者就中国问题滔滔不绝，而德里达就是他独享的对话者。那时的毕仰高与德里达分享同一辆汽车——一辆老掉牙的1932年的C4雪铁龙，还共同订阅《世界报》。他们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属于坚定的左派，但坚决反对斯大林。他们与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内的几名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建了“保卫自由知识分子委员会”，将非共产党员的左翼学生聚集在一起。 随后，德里达和毕仰高两人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本传记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政治和个人意义上对德里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哲学上，文字的问题——一直被西方形而上学压抑的文字——在德里达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