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1982年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至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坎坷历程，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引进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视域拓展。尽管在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上至今还存有异议，但由该辞条所导引出来的相对确定的研究范围，的确已客观地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问题域。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的这一延展，不但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更对其学术含量的提高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空间之开拓，起了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驱动作用。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返观20余年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时，不难发现这些成果的主体大都停留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并且，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但从它们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依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化、美学、心理学等有限的领域，而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科学的学科则成为我们眼前一个很大的盲点（当然，在更近一些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可见，当前我们的研究在广度上仍凸显不足，前方尚存大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对自20世纪末以来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未能形成必要的理论定位。直言不讳地说，相对于国外相同的研究领域，上述缺陷已令我辈汗颜，它们仿佛完形缺口般向我们展示着两个最重要的研究前景：即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 首先，回顾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出版以来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是众多二手资料的观点转述，再冠以“主义”的大帽子，惟独缺乏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