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从望远镜到显微镜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主要集中在微观历史，但是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有点像用一架望远镜来观察这个巨大的区域。我于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一书，受到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研究的极大启发，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把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跨出》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是C. E. 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使我获益匪浅。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跨出》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下。 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跨出》是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