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短语 中国人一般都以为村上压根儿没来过中国，其实并非如此。 在这本旅美期间写的、本应专门写美国的随笔集里，村上却不知何故笔锋一转谈起了中国之行。这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飞往大连。”此行名义上是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实则主要为他当时正在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村上“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向以饮食文化称雄于世的中国（也该他倒霉，他去的不是江南闽南岭南，而偏偏是味道浓烈而又确实油腻的东北）却让他主要靠什么压缩饼干活命。他这样写道：“中国之行本身诚然兴奋至极新鲜至极有趣至极，但惟独饮食确是一场悲剧。在大连吃了日本食物，在哈尔滨吃了比萨饼（去中国吃比萨饼的傻瓜怕是找不出来），在长春吃了俄罗斯风味红甜菜肉汤（嘿嘿，味道不好），在海拉尔半强制性地往胃里塞了一顿名为西餐实则莫名其妙的东西……此外吃的就是粥、酸梅干和自己带去的压缩饼干。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得得，何苦跑来这里吃什么压缩食品呢？”怪不得后来他再也不来中国，依我看这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尽管他本人出于礼貌避而不谈。 那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九四年。九四年已有《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当时叫《青春的舞步》）在中国大陆刊行。不过说实话，当时村上在中国还没有大红大紫。记得那时“大款”们也不过拿着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套着很粗的金项链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往来呼啸，“小资”、“白领”等都市文化精英尚未风生水起——就是说村上式情调还缺乏规模化的接受群体，所以村上的中国之行几乎没引起任何媒体任何群体任何个体的注意，灰溜溜来了灰溜溜走了。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跷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苦脸可怜兮兮的样子。若是现在，至少被哈尔滨作协或“村上迷”们请去酒吧很文学地喝威士忌了，坐在榻榻米上美美地来一顿地道的“日本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