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畏因如果　教人“学好” 杨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都很清楚，《大学》起首的“大学”，指的不是现代大学、高等院校，而是相对于“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小学”而言，“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人”之学、君子之道。此“大人”，也非成年人之意。“学”分出“大”与“小”，则是在强调器识与文艺之别。 所以，我常跟同人分享：大学之大学问，非艰深高难仄，实君子之道也。梅贻琦、潘光旦先生说过：“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善哉，子之言极是。 这种理解，有其深意。开发人力、培育人才是从经济结果的角度来衡量教育产出，对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所谓“成人”）之成果，却因其度量不易而少了关注。同时，教育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承载着凝聚人心（所谓“成群”）之责。较之于人们熟悉的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这两个概念，人文红利这个新概念，更能让我们看清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广义的公民教育、社会建设）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受教育者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群体之人心凝聚，都是造福人民之根本贡献；人格完善与人心凝聚，都更得靠“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大学问。应当说，在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后，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与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君子人者”越来越相去甚远时，“大学之道”越发显露出其重要性与本质。 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然是一件好事。从温饱到小康，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能学好，这个变化，是本质性的，意味着花了很大力气解决数量和规模问题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成为关键。上好学或能学好，看似普通的字眼，也值得认真想想，什么才称得上“好学”“学好”？ 好学，就是教人（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