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穿越界线——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一、前言 笔者早期在台湾出版的两本铁路史著作——《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1987）和《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1991），在三十多年后居然有机会以简体字的形式在大陆出版，感到万分荣幸。 拙著近年被一些素未谋面的学者谬许为“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标”，甚至是“铁路史的经典著述”。自是愧不敢当。其实在1960、1970年代的台湾，由于中研院藏有总理衙门的档案，洋务运动又是当年的热门议题，关注铁路的学者自然也较多，笔者的研究即受益于李国祁、李恩涵、王树槐、何汉威等师友之处甚多。拙著在台湾出版后，在大陆基本上是无人闻问。直到本世纪初，铁路史的研究在几位学者（包括江沛、朱从兵、马陵合等）的推动下成为显学之一，拙著才稍受关注，并获邀在大陆出版。 三十年的老书要在大陆出版，至少应将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稍加回顾并进行对话。不过由于成果十分丰硕，也不时有学者撰写研究综述的文章予以介绍，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就个人兴趣所及，挑选一些研究成果略加介绍，并列举一些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提供大家参考。由于个人阅读范围有限，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尚希方家指正。 二、官僚组织的专业化 亚洲四小龙崛起后，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 Kirby）于1980年代后期提出国民政府并不是在战后台湾才扮演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角色，其实在战前十年即已是如此。此种说法出现后，激起了大量学者研究国民政府的各种专业机构和政策，影响极大。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例如朱莉（Julia C. Strauss）即认为专业技术机构（technocracy）（发展型政府的基础）的雏型应上溯至1910年代的袁世凯及北京政府。 其实早在1973年，美国学者墨子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