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应奇 整整十二年前的这个时节，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杭州召开了一个主题为“当前中文语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学？”的“清谈会”。那次会议可谓萸集了其时“两岸三地”最有代表性和即将最有代表性的绝大部分政治哲学学者。作为主办方的“代表”，我也承乏在会议上做了题为“摆荡于竞争与和解之间：当代自由主义之观察”的发言。我在其中尝试提出，与至善论和解以及与传统和解是当代自由主义在面对关于国家中立性原则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批评和争论时所呈现出的两种最有潜力的趋向。由此返回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身之本，我又提出，关于自由的价值与自由主义之价值根基的辩论，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和审视基本上可以看作自由主义之价值原点和中轴的自主性理想，而这种理想很久以前是作为一种解放的目标在历史上起到了无可取代的积极的鼓舞作用，但在此后的历史脉动中又曾反复作为团结的障碍被反省甚至鞭笞，虽然这种反省和鞭笞的能力本身是舍自主性则无从设想的。 这个后来以繁简两体分别发表于《思想》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的发言稿脱胎于我为其时刚编译完成的《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所撰写的序言，与我的其他“总序”和“编序”一样，亦可谓以写意笔法“先立乎其大”，而于须精笔细描处则“语焉未详”也。为了弥补“前愆”，其时前后，包括此前发表的数论，我还拟定了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十论》的写作计划。这其中就涵盖了“与至善论和解：当代自由主义的方向”、“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论证”、“少数人权利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的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础论辩”等篇什，试图围绕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内外的种种争论，对前述两种趋势以及自由主义的基础论辩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讨论。 时光蹉跎于彼，与世浮沉至今，这个虽非一时兴起的写作计划也如同我的其他或更为“宏大”或更为“微观”的规划一样，总是迁延着迟迟未能付诸实施和完成。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