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生如过隙。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决定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经过两场考试，秋间入学，开始专业研究，不觉已到暮年。其间有十年治史籍，五年做行政，主要精力都放在唐诗研究上。最初的成绩有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中间一段拟与人合作做全部唐诗的校理，投入甚多，终觉不爽，最近十年决定自己做，不久可完全定稿。回头看来，一路跌跌撞撞，很辛苦，也有很多愉悦。蒙师友指点，得际遇风会，享时代恩惠，也未曾敢懈怠，若稍有成绩，也算不枉此生。 说起来很可笑，我初读《唐诗三百首》，还是1971年在农场做知青时，借来的，大会时翻看，被点名没收，至今想起来仍觉心痛。起点如此不堪，后来专治唐诗，最初是得本校老师鼓舞。研究生第一学年作业，朱东润师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穷尽文献，提出杜甫为郎离蜀的新说，蒙老师过奖，大增信心。王运熙老师授基础课，指示治学途径，初知文献学之功用，最初几篇发表文字也蒙王老师推荐，理解了自己还不是全无能力。陈允吉老师推荐我考研，他对唐诗独到的观察与思考，每每与我详谈，令我神旺，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时代剧变，学风新替，学术多元，我选择了以唐一代基本文献为研究中心，据群籍以网罗散佚唐诗唐文，力求掌握全部典籍以考察诗人生命轨迹，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最终希望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在这些过程中，阅读了夏承焘和傅璇琮，体会梳理诗人生平的不同方法；阅读了陈寅恪和岑仲勉，体会史家的立场，学会据常见典籍提出新说，学会掌握全局文献作细节研究；阅读了陈垣与余嘉锡，理解掌握目录、明晰史源对治学之重要；阅读王国维与梁启超，理解学术的源流和博大，理解专题研究务必追求之深入与穷尽；阅读逯钦立、唐圭璋与孙望，体会断代诗文全集的编纂办法和学术追求。还可以提到许多，近年出了《转益多师》和《星垂平野阔》两本小书，表达我对许多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以及对他们治学方法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