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公共政策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构建公共政策的学科设想时，曾提出“政策科学建立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加强能够提升效率的社会机制功能……而是人类尊严与能力的实现”。自拉斯韦尔于1951年建立政策科学以来，各个学科与流派纷纷参与到政策科学范式的塑造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两种政策科学的研究路径：一是在经济学的路径下以“问题”或“政策”为研究对象展开科学分析，通过科学方法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挖掘政策设计在实现政策目标上的效果与效率，并以此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二是在政治学的路径下，挖掘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执行、政策终结等环节背后的政治过程规律，往往以“人”或者“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政策过程中政策参与者互动与角色来理解公共政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在公共政策的运行规律中，每一个人的观念与行为都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的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中，公共政策研究往往将政策当成一个输出，关注相关政策主体如何通过互动影响政策，将人们的观念当作一个独立于政策系统的外生变量。在关注公共政策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同时，缺乏关注公共政策在培育公民中所发挥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研究动机，郭跃博士尝试以我国核电领域的公众接受度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政策对于公众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当我们探讨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时，核技术无疑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也是诸多技术社会接受度研究中最难的一个领域。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成果之一，核能的发现与利用曾被认为将会带来人类能源利用史上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广岛和长崎核爆、三里岛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次次向我们展示出核能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破坏力，加之大国之间起伏不定的核军备竞赛给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的严峻威胁，不断加深着公众对于“核”的畏惧与抗拒。2011年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再一次引爆了公众的核恐慌，也几乎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