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钱璱之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常州老家整理旧物，发现在一小皮箱里，存有一束夏承焘先生给我大舅父谢玉岑的大批信札和手稿。这是经过近百年中两番浩劫（日寇侵华、“文化大革命”）而幸存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料，是很值得珍视和提供研究的。为此，我曾写了几篇介绍性的文章，如： （1）《一代词宗 十年书简——记夏承焘先生的72封手札》（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2）《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分上下两部分，刊于1987年第5、6两期。） 另外，我又曾为《中华词学》和《现代作家书信集珍》（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分别撰写： （3）《夏承焘先生手札十四通》 （4）《夏承焘致谢玉岑》（二通） 我还把上述介绍选编进了《谢玉岑百年纪念集》（京华出版社），但我未能做到把这些手札及原件付梓并加以注释，俾可更广地鉴赏和研究。 现在我的心愿将由沈迦先生予以实现。我虽不认识沈迦先生，但通过谢建新（大舅玉岑之孙、谢伯子画廊主持人）得知他准备把这批手札全部影印，并作简注，正式出版。我既高兴这份“出土文物”——前辈学人的精神遗产可以广泛流传与长久保存，更乐于让当代读者深入学习与研究。我因此义不容辞地读了“简注”又不嫌辞费地作此“小引”。 我不认识夏承焘先生。我知道他是我大舅谢玉岑的毕生挚友，又与我祖父名山老人有文字之交，因此我一向爱读夏先生的诗文论著（如《天风阁诗集》《夏承焘词集》《瞿禅论词绝句》《天风阁学词日记》以及《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欣赏》等），也反复研读过夏先生的这批书札。我从中受到不少词的创作与词学研究方面的启发，而夏先生作为词人兼学者的那种博学精思、寻书访友、不厌不倦、无怨无悔的态度，更使我钦佩无尽。我近年在编写《常州词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时便征引了不少夏先生的论点，我也很理解他对“常州词派”的评价。这里且不来谈什么“然疑”得失的话，倒是想借他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