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陈 来 艾民先生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现在海内外的朋友多知道我和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邓艾民先生的关系。 艾民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1979年夏，研究生一年级结束，当时作教研室主任的张先生（岱年），要我们“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十个人，各报自己希望研究的方向。酝酿之后，我看大家多报“先秦”，于是就选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告我：“你的方向要改一下。”决定由艾民先生作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艾民先生专长在宋明哲学，特别是朱子和王阳明。于是我就确定以“宋明”为方向，选定朱子为研究对象。以后的研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艾民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主掌系务工作。他虽然在北大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可是他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冯契。冯契与艾民先生在西南联大曾同学，又有志同道合之谊，但他们是终身相知的朋友。一般人极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辈同学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我说，他认为冯契的研究最好，要我注意看冯契的东西。也是在艾民先生的建议下，我去旁听了数理逻辑专业的几门课。从这里看，他似乎也很欣赏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冯契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加以结合。 我给艾民先生写过一些读书报告，依次为“孟子”、“庄子”、“公孙龙”、《易传》、“郭象”。“庄子”的一篇在1980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过，“郭象”的一篇发表在《中国哲学》，而艾民先生比较欣赏“孟子”的那一篇。我也写过一篇“二程”，未获发表。但我的用力所在，主要还是朱子。记得上来读王白田《朱子年谱》时，对于朱子早年的“已发未发”说，颇觉难明，就写了一页问题，请问艾民先生。艾民先生要我自思而得之。于是我自己又去用功，而终于深造之而有所得。此在愤悱启发之功，不可不归于艾民先生。 1979年到1980年，杜维明教授在北京访学，在北大的座谈结束后，与北大几位先生同游未名湖。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