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一整批主题是“逃走”的小说。花了很长的时间，长到过去了两个季节。 兴起“逃走”的念头，大概是每个人都曾有过或做过的共同经验，但趣味的是大部分的人“逃走”的方法却很少重复，这正是这批小说想经营的骨干。 一批关于“逃走”的原因和方法的故事。 在台湾这块小小岛上活着的我们，不管从历史性、政治性或是社会性来看待，都有着重大的“逃走性格”，即便是此刻所谓的繁华和光彩，也还需时刻看着海对面的中国大陆的脸色，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也被看成是一个“逃走”太久的政治实体（因为无法说出“独立”这两个字，因此，也不堪称为国家）。 这种奇异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体里便成了一种格外刺激的冒险，不论在生意上或是在生活中，总有一种“只要不被逮到，就有各种再生的可能”的这种壮烈又卑微的悲情。 距离写成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刚刚好十年。那一篇叫《下弦月》的处女小说，是一九八三年服兵役时写成的。那时，在风大得吓人的南部偏僻海岸当一名海防部队的医务士，除了某些特定的工作之外，其实，时间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深夜轮值安全士官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许多小说的绮思。这篇最初的小说，就是在夜里的战情电话桌上写成的，写成后，还诚惶诚恐涂涂改改了将近一年，才寄到附近一家南部的报纸刊登，虽然也才三千字左右，但想起那时的心情，此时不免觉得格外珍惜。 有一种自然而虔敬的态度。 十年来，我怎么也想不到，小说竟会成为我生活中唯一仅有的创作。尤其是这一系列的以季节为出版时段。一年四本的“红小说”计划，更让我意外，可以把原本所有记在本子里的故事都掏出来。从《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季节》到《南方旅馆》，一年眨眼就晃过去了，这四本小说却也成了一九九三年唯一快乐的成绩。当然，出版单位的吴继文功不可没，但编辑和我的秘书魏却更是辛苦，如果没有他们的催逼，怕是一九九三年的回忆，我只剩下一些生意失败的借据罢了。谢谢。 又是到了年终，看着想着这一批小说，却又不知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