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说明 这本小书，正如“后记”中所说，写于1976年，1979年到1982年在《音乐爱好者》连载，1983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今天再看，恍如隔世。 出版社两年前即表示希望再版，嘱我“修订”，我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忙于他事，而是觉得不好“修订”。一个青年学生在“文革”后期写的东西，怎么“修订”？那还不如重写！但，重写？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岂可重新来过？ 但还是把出版社重新排好打印的书稿翻开来看了一遍，看时，想到鲁迅当年对“悔其少作”的批评，不禁莞尔。看这书，真像看自己幼年穿开裆裤的照片，有羞，但无愧。谁又不是一点点长大的？！ 用今天的眼光看，本书就像杨荫浏先生彪炳史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样，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比如对“人民”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封建统治者”及其音乐文化的批判。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一位香港的音乐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杨先生的“史稿”因其强调“人民性”等政治因素“损害了学术性”，并表示“理解”杨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发表”而“违心”写作，当即遭到在场的内地学者的反驳。的确，许多海外人士难以理解20世纪中叶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路历程，更不能理解他们会真诚地进行“思想改造”、真诚地拥护“工农政权”、真诚地批判“封建统治阶级”。杨先生在其“史稿”每一章的第一节首先讲“劳动人民”的创造并认为“雅乐”的艺术性不如民间音乐，是他真实的想法，绝不是“违心”之作。其实，不理解20世纪内地知识分子的这种“真诚”，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不能理解人的复杂性。对历史，我们只能尊重并尽量客观观照，但不能“文过饰非”；人可以也应该“与时俱进”，但不能抹掉甚或改变历史，以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更何况，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从心眼里喜欢“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反感一切自以为比“老百姓”高明的当代“雅乐”。所以，我抛弃了“重写”和“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