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再版我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现在回想起来，此书对于确立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个性，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形成的做学方式，可以说一直贯穿我以后的学术著述之中。因此，此书与我的学术缘起和演进，都有甚多的关联。 此书于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其萌动却开始于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1978—1982），入校之初，正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热烈之时，在其影响下，我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写的是《论形象思维》。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甚多，特别是与形象思维相关的“灵感”问题，惹我关注和好奇，为了真正地理解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中国古代和西方所有关于灵感的理论。我发现，中国与西方对灵感问题的理论，是相当不同的，中国的理论是以“突然性”为核心的，西方的理论是以“对象化”为核心的。于是写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的，一篇是西方的，后来只用了西方的一篇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内容，基本上进入了《中国美学与文化精神》中“中西美学的灵感理论”一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美学研究生（1982—1984）的时候，细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册），读到“崇高”内容时甚有感触，写了好几段感想，联想到以前读朱光潜介绍柏克的崇高，觉得在性质上很不相同，于是找来柏克《论美与崇高》的英文版，读后发现，康德和柏克都把崇高客体用于与人敌对的对象，这与中国把“崇高”一词都用于正面形象是不同的，于是全面搜寻中国和西方关于崇高的言说，写成了关于《从东西方哲学差异的角度看崇高》一文，此文经刘小枫推荐给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又推荐给叶秀山先生，略有删节后发表在1985年的《外国美学》上，该文的思想和材料构成了《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崇高：中西文化超越意向的审美凝结”一章的主要内容。这两篇论文的写作，构成了我做学的主要模式。这就是：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