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翌霖是一个写作快手。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自己开了一个学术博客，平均每天要写5000字的学术文字。随我读博士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科学文化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在读博士后期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了一门“科学通史”课程，课程结束就出版了《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任教之后，他又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商务印书馆，2019）。眼前这本《什么是技术》是他的第四部著作了。 以写书的方式表达思想、增进学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多或少被认为有点落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讲的是“论文”。这个评价标准，一来自理工科，二来自美国。不过，还在不久的过去，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是以会“作文”而成为人文学者的。无论如何，擅长写书胜过写论文，不应该是一种缺陷。老一辈学者里，像北大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就自认为擅长写书。翌霖也有这个倾向。我甚至有点担心过多写书会影响他未来的学术晋升。但是，从学术生态角度看，应该容忍甚至赞赏著作等身的学者。这些“印刷时代”成长起来的“思想者”，必得将思想诉诸笔端才行。据说，莱布尼茨就是一刻不停地写，在写作中才能思考。德国学者大多特别能写，全集动不动几十卷。翌霖有点德国古典学者的遗风，虽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技术环境是“电子”而不是“印刷”。最近，他还从学理上分析说，德国式的“写书”的治学风格不合时宜了，在“写论文”的时代技术要求面前，欧陆哲学注定会边缘化。但是，他还是坚持“写书”，因为“写书”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方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论技术的书，是一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交相辉映的书，可谓史中有哲、哲中有史，读起来相当过瘾。我本来一直也想写一本“什么是技术”的书，但近些年精力较多的放在科学史领域，技术哲学的工作推进不大。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