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何满子 明人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特别标举出这四部书，不仅就其对艺术成就的评价，即使就其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权衡来说，也是很有见地的。《三国演义》从其成书的渊源言，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并因此书而导致了历史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大宗这一事实。《水浒传》已经偏离了“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粱录》）的“讲史”的正规格局，而是以民间英雄故事为主的小说了。《西游记》则更由玄奘取经的史实为张本演化为神魔小说，从历史小说中分裂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分支。最后，《金瓶梅》宣告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诞生，摆脱了长篇小说由民间说话艺人长期积蕴而成的传统。明清长篇小说大致没有越出这四部小说所奠定的范围。 《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以及它是历史小说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就使这部小说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自身艺术成就的社会影响。基于群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三国故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民间的长期盛传，舞台上三国戏的长期流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风习和意识的连锁反应——例如桃园结义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关羽作为道教神的民间威望，等等，都支持了和簇拥了《三国演义》在古代小说中的无与伦比的地位。 撇开两晋以后记述三国故事的野史稗乘不论，从晚唐段成式、李商隐的笔记和诗句中所透露的市人说三国故事的时间算起，至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大约经过了五百多年；至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罗本而成为现今最流行的《三国志演义》，又经过了三百年左右。前于二百四十则的罗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毛本两部大书外，今日能看到的还有元至治（1321—1323）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