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讲话:春秋

顾颉刚 童书业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