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克·莫尔 前段时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就圣周的时候。他被水利部开除了，但还是没经住官僚气的诱惑，像每年一样去了那家德国小旅馆，吃热带厨房的汗水加甜的腌酸菜，圣周六到戈布拉达跳舞，在奥尔诺斯海滩暮色笼罩的陌生面孔中自我感觉是个熟脸儿。是，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会游泳，但现在，上了四十，身体每况愈下，想游过这么长一段，还是半夜里！穆勒太太不让在旅馆里守灵，说是老主顾，只在拥挤闷热的小天台上搞了个舞会；就这样，一脸惨白躺盒子里的菲利韦托为了等早班车，在各种背篓包裹陪伴下度过了新“生”活的第一夜。我早早赶来给棺材装车的时候，菲利韦托正在一座椰子堆成的坟头底下，司机让赶紧挪到车顶上去用帆布盖起来，免得把其他乘客吓着，还担心我们给他招来晦气。 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丝儿小风，等到了迭拉科罗拉达，热和光都上来了。就着鸡蛋香肠早饭，我打开菲利韦托的公文包——头天跟其他东西一起从穆勒旅馆领回来的：二百比索、一份在墨城被禁的报纸、几张彩票、去程车票（只是去程？），还有那个廉价笔记本，画成小方格的内页，大理石纹封面。 在一个个大弯、呕吐的恶臭和对已故朋友私生活某种自然的尊重之中，我鼓起勇气读起他的日记来，似乎想起了——没错，从这儿开始——办公室里那些日常的工作，也似乎理解了他为什么越来越颓废、忘事，为什么发些没意义、没编号、没“有效投票”的公文，为什么那么老的资历还最终被踢走，退休工资也泡汤了。 “今天去办了养老金。办事员那人真不错。我很满意，决定去咖啡馆花上五比索，就是当年我们老聚、现在我再也不去的那家，因为它总提醒我二十岁能比四十岁允许自己更多的挥霍。那时候我们还都在一个水平上，会正义凛然地反驳任何对同学的轻视，而且跟那些说谁出身不好或者没气质的人还真干过架。我以为很多人（可能是最低微的）会爬很高，在这儿，学校里，可以结下长久的友谊陪着渡过汹涌大海，然而不，事情没有发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