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节制的美德 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制订时，参与者不仅有众多的法学专家，还有几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吕叔湘与胡绳、叶圣陶一起为宪法修正文辞，在无形中充当了“立法者”的角色。 晚年吕叔湘先生在给外孙吕大年的信中说：“对于你当前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只要守住两句话：一句是‘要尽其在我’，另一句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要尽其在我’这是当然之理，但很容易流于‘我非要！’这就要吃苦头了。所以不光是要能‘拿得起’，还要能‘放得下’。‘我非要’就是《论语》所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里边的‘必’和‘固’。也就是佛教所谓‘执着’，是修行的大忌。什么事情都应该恰到好处（做菜也要讲究火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moderation，跟moderation相反的是excess，凡是‘过火’的东西都是不祥之物，是要触动Zeus，给予惩罚的（这是希腊悲剧的主导思想）。这个道理不但是你目前需要它，一辈子都需要它。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坏在‘我非要’上。”这大约是吕叔湘一生的经验之谈——“我为”而非“为我”，这就需要中和冲淡的精神。Moderation也就是德尔菲的神谕：毋过度。东方的美德、佛陀的教诲与希腊的神谕在这个中国人的身上的结合是如此的和谐与自然。细读吕文，在“毋过度”的日神精神光环下，我们会发现一种昂扬多彩的酒神精神；在单调平缓的叙述中，蕴含着惊心动魄的波澜壮丽。这种节制而不呆板的特点就是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并且贯穿于吕叔湘各时期的著作中，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他多姿多彩的思想谱系。有了这种节制的精神，吕叔湘就具备了文辞之外的“立法者”的资格，而我们编选的这本书，正从各个侧面体现了他的这种精神。 我们把选辑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书太多了”，收录的是吕叔湘先生的杂文。虽年事已高，事务繁杂，吕老依然读书笔耕不辍，并用陆放翁诗自勉：“从今倘未死，一日亦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