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6月，我到首尔去参加亚洲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写论文的题目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文章的开头便说道：“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每逢纵览世界文学宝库，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鸿篇巨制《堂吉诃德》必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部作品不仅对西班牙乃至欧洲的长篇小说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坛上影响之深广也是无可比拟的。”当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手中掌握的资料显示，《堂吉诃德》已用七十种文字出版了两千多个版本。换言之，它是世界上印刷量最大、声望最高的作品之一。别的国家姑且不论，单就在中国，从1922年第一个中文版本问世算起，到1996年止，即出版了近二十个版本。尤其是1995年，居然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四个版本，可谓《堂吉诃德》翻译之花竞相争妍的一年。而这四个版本的译者之一就是我的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西班牙语教科书编写者之一、西语界公认的西班牙语专家董燕生教授。当时他同我一起赴韩国参加研讨会，并且同住一室，所以有幸向他讨教了不少《堂吉诃德》翻译的学问。董教授是个爽快无私的人，对学生向来诲人不倦。几个夜晚的聊天，他把自己两载呕心沥血翻译《堂吉诃德》的艰辛和奥妙之处，或曰他的译本匠心独运之处兜底儿告诉了我，以致当时我在经过慎重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回忆粗读一些其他中文译本的印象）之后，临时在论文中又加了两句话：“董教授的译本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全面衡量起来，我认为是至今最好的中文译本。”后来又读到董教授写的有关翻译《堂吉诃德》的文章，听到西语界同行们的反应，我就更相信了自己评价的客观与公允，因此后来我最推崇的也是这个译本。 但是，有一件事我估计错了：我认为董教授的译本出现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出现新译本了。因为照我的观点，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著作，可以多出几个译本，但“后译”必须超出“前译”，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