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雷格·格林菲尔德（1915—2011） “你无法用黄油做的刀来切黄油。” 前言 我父亲热衷于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拆解开来，研究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像是他的汽车、电视、喷气式发动机，或人的身体和大脑。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会心怀敬畏地思考电的本质、人类的本性、信仰以及那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的思考不带任何固有的假设，而正是因为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父亲才会沉醉于这种智力挑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正如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曾经说过：“知道一些问题要比知道所有的答案更好。”我认为我肯定很早就沾染上了这种探究并与他人分享问题的单纯的快乐，我此后的学术选择无疑是受此影响而做出的。科学被描述成一系列已知的事物，没有给进一步的思考留下空间：变形虫一分为二；说到蒸馏水就会让人想到按照模版绘制的实验仪器，包括靠笔直的试管连接起来的锥形瓶，却从未有人解释这二者的关系，练习本上只要求把图画得干净整洁，仅此而已；时间和空间的物理现象被浓缩在纸带机中——机器不断打出白色的纸条，纸条上每隔一定间距被打上小圆点。尽管教育在数字时代里发生了变化，但我想，在科学教学中依然有可能向学生展示比那些稀松平常的原理更遥远和不确定的地平线。就我个人而言，一些重大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所有人（但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如发动战争的原因、爱情的本质、自由意志、命运，以及最重要的，自身个体性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可以在古代世界的历史和文学中找到更好的答案。因此，一沉醉于拉丁文、希腊语、古代历史和数学等维多利亚式的“旧学”，我就怀着巨大的宽慰放弃了科学。 古希腊世界尤其给人提供了探索人类境况中重大问题的机会，而这样做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哲学更普遍的兴趣。然而，我在牛津大学读大一时，被教导对语言要强调所谓的修辞分析。我依然能回忆起，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坐在博德利图书馆中，一边费力地研读着一整章有关定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