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语言中的历史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语词含义的演变，其实是着意于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高中时我第一次读到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顿感大开眼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线索！后来读到李锦芳著的《侗台语言与文化》、郑张尚芳著的《胭脂与焉支》，更进一步看到语言学方法对了解历史不仅大有可为，甚至不可或缺。现在，郑子宁的这本《中国话》再次让我涌起同样的感受。 当然，确切地说，语言学并不只是加深历史认识的工具，像《汉语的祖先》所着眼的毕竟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比较论证语言之间同源性或亲缘度；但就本书而言，倒不如说是“以语言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语言学才能讲述的故事。 本书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与格里姆定律（“凡规则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时可见的是新语法学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规律”。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