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