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纪宝成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华文化绵历数千年而未曾中绝，显示了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解读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本人浅见，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乃是根植于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在于其随着历史的演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汲取、熔铸新的理论学说，与时俱进，实现自我更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正是对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准确描述。汉代的经学，正如蒙文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以儒家为主，对百家学说的一次去粗取精的整合。同样，唐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莫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学说。因与革、常与变、超越性与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面。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掘与扬弃。我们在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需要深入挖掘其超越性——那些在悠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在旧时代旧体制下未能成长发达的灵根善苗。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是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还是经济领域，古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宝贵遗产。 在伦理道德领域，古圣先贤致力于铸造与追求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又是“外王”的基础。自孔子以来，历代优秀的儒者莫不把理想人格作为修身的首要追求。因而，理想人格也在他们的共同追求下不断完善。孔子提倡“刚”的品格，反对见利忘义；提倡“勇”的品格，主张杀身成仁。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至孟子光大之，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实质上是进一步弘扬了孔子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又提出“养吾浩然之气”说，这是对孔…